当秦国铁骑彻底踏平齐国的最后一寸土地，秦王嬴政加冕为始皇帝，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时，古典时代的诸侯列国争霸，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在此后的两千多年里，尽管这片土地上屡次上演分久必合、合久必分的戏码，但“大一统”始终是刻在所有征服者骨子里的终极信仰。
然而，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亚欧大陆的另一端——欧洲。从罗马帝国崩溃后，那里便陷入了漫长而永久的分裂。拿破仑、希特勒都曾试图完成欧洲的大一统，但最终都以惨败收场。
于是，常常有人幻想：如果战国时期的一些关键战役发生逆转，或者六国合纵真正成功，战国七雄会不会演变成像欧洲那样，长期保持力量均衡，形成稳定的多国并存格局？
答案是：绝无可能。
因为，大一统的终局，早就写在了这片土地的山川河流之中。
欧洲之所以能维持多国均衡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破碎的地理结构。横亘在中央的阿尔卑斯山脉，众多深入内陆的半岛和海湾，以及南北流向且各自独立的河流，天然地将欧洲切割成了无数个封闭的地理单元。
没有哪一个势力能拥有压倒性的地缘优势。
但战国七雄脚下的这片华夏大地，却截然不同。
这里拥有广阔的华北大平原，而黄河与长江两大水系横贯东西，将整个地理板块紧密地串联在一起。在农业文明时代，面对频发的黄河水患，任何单一的诸侯国都无力独自应对，唯有抱团取暖、集中民力，才能在恶劣的自然灾害下生存。
不仅如此，在这片巨大的棋盘上，秦国抽到了最好的底牌。
围棋有云：“金角银边草肚皮”。在这场地缘博弈中，秦国占据了最坚固的“金角”。
秦国坐拥关中平原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当面对六国联军的围殴时，秦国只需要向后退几步，把函谷关的大门一关，崤函天险就能阻断九成九的外来武力干涉。而一旦熬过危机，秦国又能向西兼并戎狄，向南吞并巴蜀，将其打造成稳固的“天然粮仓”。
反观被称为“草肚皮”的中原三晋（韩、赵、魏）。
作为战国初期最先崛起的魏国，地处四战之地，它分得了晋国最肥沃的土地，也继承了四面受敌的绝症。魏国想要向西扩张，东方和南方立刻就会出现诸侯联军。它就像是一个随时会被耗死的十字路口，毫无纵深可言。
而占据“银边”的齐国，背靠大海，看似后背无忧，实则被封死在了半岛的牢笼里。它若向西扩张，必然遭到诸侯的联合痛击（五国伐齐便是明证），最终只能龟缩一隅。
这种资源与地势上的极度不均，注定了“穷不可久，富不可守”。天下大势，必然会走向被一个占据绝对地缘优势的强国所吞并。
而促成这种吞并的，还有外部势力的区别。
欧洲的均势，离不开外部的“搅屎棍”。孤悬海外的英国和拥有广袤纵深的俄国，时刻充当着“离岸平衡手”。谁敢在欧洲大陆崛起，他们就会联合其他国家将其围殴致死。
但在战国时代，中国没有英国。
北方的游牧民族（如匈奴）和南方的百越，并不能成为维持中原均势的“平衡手”。相反，面对游牧民族为了求活而发动的残酷掠夺，中原诸国面临的是生死存亡的考验。
为了修筑长城、抵御外敌，这片土地极其渴望、也必须催生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权来进行极致的组织动员。
当然，真正让天平彻底倾斜的，是制度的代差。
商鞅变法后的秦国，彻底废除了世卿世禄的贵族分封制，实行土地国有、军功授爵与郡县制。
在此之前，六国的战争更像是贵族之间“点到为止”的争夺。而秦国，则将国家变成了一台高效、残酷的战争机器。士兵的军功直接与土地爵位绑定，“民之见战也，如饿狼之见肉”。
这是一种降维打击。
随着铁器的成熟和牛耕的普及，生产力迎来了大爆炸。统一的度量衡、货币和文字，成为了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刚需。关卡林立、割据分裂的旧诸侯体制，已经成为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。
这片土地上的先民，在语言、文化上本来就同宗同源，“士”可以毫无障碍地在七国之间游走求职，苏秦甚至能佩六国相印。这种深厚的文化认同，是欧洲几百个操着不同语言、信仰产生分歧的邦国所无法比拟的。
这一切都在宣告：大一统，是这片土地唯一的出路。
所以，即便秦国在某一场战役中一败涂地，即便函谷关被六国联军攻破，也只能延缓统一的脚步，却无法改变历史的洪流。
秦国被灭了，这片土地上也一定会卷出一个“魏始皇”或者“赵始皇”。
在残酷的内卷与兼并中，分裂的代价太过高昂，老百姓再也无法忍受“城池里的人今天属秦，明天属魏”的无尽战乱。
于是，历史剥夺了这片大地上形成“欧洲式均衡”的所有可能性。
公元前221年，当最后六国归一，兵器被熔铸成十二铜人时，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帝国，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拔地而起。
这不仅是秦国的胜利资炒股门户，更是山川地理与华夏文明，在漫长岁月中做出的必然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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